“爱日馆”主人徐晓霞

一

徐晓霞（1878-1955），名钧，晓霞其字也，浙江桐乡青镇（今属乌镇）人。其子徐安，号懋斋。徐氏父子生平行事不显于世，故当代学者常将其父子混为一人。徐氏“先世起家实业，以富而好义著于乡”，（张愫：《徐绿沧君传》，见《风月庐剩稿》，上海图书馆藏民国桐乡徐氏爱日馆刻本，索书号：线普529803）是浙西有名的富户。晓霞父名焕谟（1852-1879），字绿沧，号叔雅，自幼与兄焕藻（字伯平，号茗香）、焕奎（字听松）受业于同里卢小菊。焕谟失意科场，未逮而立之年即卒，但“生平爱藏书，插架数万卷，琳琅多善本。君终日坐书城，顾之而乐。暇辄手自雠校，他不足扰其虑也”。（《徐绿沧君传》）焕谟娶湖州归安双林郑氏，郑氏“家素封”，亦是以经商而致富。据徐晓霞言，其外祖父“好儒术，藏书连屋，且多善本”。太平天国之乱，郑氏家产中落，乃迁居嘉定继续经营商业，可惜“家庋琳琅秘籍旋毁于火”。太平天国被平定后，沪上商业繁荣，焕谟父祖往来浙沪，与郑氏缔交有年，遂结为姻亲。（徐晓霞：《显妣郑太夫人行述》，见《风月庐剩稿》）徐、郑两家虽是以末业起家，但都崇敬儒术、雅好藏书，这对徐晓霞有着深远影响。

光绪五年（1879）徐焕谟溘然长逝，留下一子四女。子最幼，即徐晓霞，时年仅二岁。郑氏丧夫之余，悉心抚育幼子，晓霞曾回忆说：“溯自钧襁褓以至成童，凡饮食、衣履、盥栉纤悉之事，靡不亲为护视。”她还常勉子读书，曾经指着焕谟遗书对晓霞说：“汝父以此留贻后人，设委而不读，岂非违先志乎？”在慈母的护佑勉励下，晓霞刻苦向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入县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郑氏还为晓霞娶妻嘉善钱德珩。实际上，五个子女的婚事都是由她一手操办的，晓霞说：“先后十二年间，婚嫁五次，悉由先妣摒挡料量，而精力于以交瘁。”可以说，郑氏为子女与家庭奉献了一生。（《显妣郑太夫人行述》）还值得记述的是，她的二女儿徐咸安嫁给了著名藏书家适园主人张钧衡（字石铭）。

二

徐晓霞的生平行事，我们今天所知无多。劳乃宣说他“令德克家，束身无忝。官京朝已闻达矣，国变作，拂衣遽归，不复出”，（劳乃宣《序》，见《风月庐剩稿》）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七对他的记载是“桐乡附贡，工部郎中”，大概做过工部郎中等京官，辛亥革命后弃官返乡，后来致力于商业。受家庭环境熏陶，晓霞亦酷爱收藏古籍与金石书画，其书斋名“爱日馆”。中国嘉德2019秋季拍卖会，曾以253万元的成交价拍出吴昌硕刻田黄石印章一枚，印文为椭圆朱文“爱日馆金石书画印”，印章主人即徐晓霞。除此之外，笔者曾寓目的徐氏藏印尚有：明刻本《朝野类要》所钤“徐钧印信”白文方印、“晓霞”朱文方印两方、“徐钧印”白文方印、“爱日馆收藏印”朱文长方印、“晓霞”白文长方印；明刻本《格致余论》所钤“晓霞”朱文方印、“晓霞藏本”朱文长方印、“徐钧私印”白文方印；明刻本《汉蔡中郎集》所钤“长林爱日”白文方印；清刻本《香湖草堂集》所钤“晓霞所藏”朱文方印、“爱日馆藏书印”朱文长方印；清刻本《读书杂录》所钤“晓霞收藏”朱文长方印、“晓霞藏本”朱文方印；此外，元刻本《两汉诏令》钤有不见于前书的“晓霞所藏”朱文长方印。

徐晓霞在上海虽以经营实业为主，但与文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洵为一代儒商。《张元济全集》中还保留有两通张致徐的信札，（《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3页，本文引录时标点略有调整）其一作于民国十三年（1924）十月九日，函中云：

奉示敬悉。抄示钱、张两文均收到，《槜李文系》新旧两辑均无其人，甚可喜也。葛淳为秀水籍，中乾隆己未科进士，官南康县知县，已辑得文五篇，其《飞鸿堂印谱跋》文，如非甚佳，可不必钞。若周震兰则无其人，倘能钞示，俾得补入，至为感幸。属补残书两种，已函托北京敝分馆代搜，曾来信谓有曲谱一卷可补，索价至二十元，已令勿购。此后尚无续报，容属留意。此事只能求之厂肆，他处殊为不易，且经理亦非其人也。

民国十年（1921），张元济等人为保存嘉兴文献，发起续辑《槜李文系》，并在报刊上刊发《刊印〈槜李文系〉征集遗文启》，号召“海内宏达，同州诸彦，藏有旧嘉兴府属先正文字，无论已否成集，咸请录副见示。篇帙较繁，则择其尤者。更乞编次仕履，附采言行，作为小传，以识生平”。（《张元济全集》第10卷《古籍研究著作》，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8页）当时还寄送了相关材料给沪上文化圈名流，徐晓霞也在其中，他当时的住处是“文监师是（按：疑作‘路’）唐家衖口”。（《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致陶葆廉等公信》，第169页）续辑活动前后持续十数年，其稿本现存上海图书馆。徐晓霞抄寄了不少文章给张元济，信中提到的葛淳和周震兰文，皆为《飞鸿堂印谱》上的跋文，均已收入《续辑〈槜李文系〉》稿本。（《续辑〈槜李文系〉》，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索书号：T26751-828，第3034、3190页）在周震兰文稿纸上，张还特地做了标记：“徐晓霞交13/10/10”，可见在张信寄出后的次日，徐就将两文抄至了张处，而且为了便于张元济查考周震兰其人，还在文末贴心地对周之书法做了简短说明：“以上周跋以草书写之，逼近吴郡《书谱》。汪氏摹印入版，笔尤飞舞，想当时必享书名，录此备考。”徐为张元济搜辑的文稿绝不止以上所述，《续辑〈槜李文系〉》稿本中不少文章有旁批“见《钱氏家史》”，而张元济致朱希祖信中曾道及《钱氏家史》一书乃获见于徐晓霞处：“弟近来一无所得，惟在徐晓霞处见有明万历钱懋穀所辑《钱氏家史》一部。”（尹伟杰：《藉言存人：张元济、金兆蕃与续辑〈槜李文系〉——以上海图书馆藏〈续辑《槜李文系》〉稿本为中心》，《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2期）从此信我们还可知徐晓霞曾托张元济为他搜补残书，张元济也曾代为介售傅增湘藏书给徐，民国十四年（1925）六月一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云：“刘翰怡复信呈阅，甚为失望。徐晓霞处尚未有复音，石铭处亦即转伊转达。徐君近颇收书，然亦未必肯出重价也。”十六日他又再次致信给傅：“一昨张石铭、徐晓霞来寓看我。兄寄存各书，石铭颇爱山谷、放翁两集，单上并未开价，属为奉询，乞核示。此外如《客亭类稿》《击壤集》亦颇欲得之。徐君则甚喜《白氏六帖》，属问系何折扣。”（《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7、118页，标点略有调整）此事下文如何，不得而知，但徐、张二人之间绝非泛泛之交则是显而易见的。

徐晓霞抄寄给张元济的葛淳《飞鸿堂印谱跋》

张元济给徐晓霞的另一信札作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一月二十三日，信中云：

铭老墓志中“咸翕服”，弟非欲改去“翕”字，衹以原写清稿中“称槃错纠互”句，“称”字未妥，似属衍文。原稿“翕”、“称”二字并写，而“翕”字旁加“:”符记，故疑为以“称”字改“翕”字。至下文“诸主教翕服”句，不过举为上文以“称”改“翕”之证。至改“特”字为“交”、“章”二字，则弟意希图省事，强凑字数，免得重写清稿，不敢以为妥贴也。应否转询篯兄决定？谨再奉商，并候裁示。

民国二十年（1931），徐晓霞岳丈钱绍桢逝世，其墓志由金兆蕃撰文、张元济书丹、邓邦述篆盖，（见卢康华编：《近代稀见碑拓史料丛刊五·钱绍桢墓志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张元济此信所谈即《钱绍桢墓志》书丹事。张元济在拿到金兆蕃所撰志文清稿后，对个别词句做了调整，不确定是否妥帖，故致函与徐相商。由于志文乃金兆蕃（字篯孙）所撰，所以他特地提及“应否转询篯兄决定”。据现存墓志拓片，有句作“……咸称服。槃错纠互……”，此句金兆蕃原稿应作“……咸翕服。称槃错纠互……”，后来确实按张元济所言书丹上石了。金稿后文还有“先后特荐君者五”句，张将“特”字改为“交章”，不过此处改动最终未被采纳。信中提到的“诸主教翕服”，在墓志下文之中。

《钱绍桢墓志铭》拓片局部

三

徐晓霞与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是连襟，他们都是嘉善钱绍桢的女婿。钱绍桢元配徐夫人“生子泰，女德瑗、德珩、德璋”，（《钱绍桢墓志铭》）钱泰是著名外交家。三女中，长适于宝轩、次适徐晓霞，而德璋即是刘承幹夫人。徐与刘二人关系甚为亲近，刘承幹日记与书信中保留了不少与徐晓霞相关资料，弥足珍贵，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徐氏生平。

关于二人的交往，目前能找到的最早记载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十三日刘承幹的日记。那一天天气晴朗，刘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徐晓霞来，未晤。下午至石铭处答晓霞，晤谈片刻。”（《求恕斋日记》，第1册，第30页）大概是春节期间，徐晓霞往南浔贺岁并在二姐夫张钧衡家小住，得以与刘承幹互相拜访。徐、刘之间通信极勤，刘在信的抬头往往亲昵地称徐为“晓霞我哥姻大人”。现存最早的一封是宣统元年（1909）正月五日刘写给徐的，刘在信中云：

嗣得沪号来书，知公惠以新式洋厨一口。在当日偶尔清言，藉资谈助。乃公不遗细故，持为记事珠，存之胸中。猥蒙见赠，却之不恭，受之有媿。然此厨为弟而造，只得汗颜拜受。……立凡弟续娶期近，又蒙关会，庶免失礼。公之惠我，何其多耶。（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索书号：862675-768，第6页）

当时刘已自沪上返回家乡南浔度岁，而徐似乎仍在上海。大概此前二人闲谈时，刘无意提及新式洋橱，而徐立马为其定做了一口相赠。类似互赠礼品之事，两家之间所在多有。而作为连襟，都是钱氏姻亲，在与钱家往来方面，徐、刘亦常常互通消息，刘曾说过徐对他“举凡送礼琐屑，必举以见告。知我惠我，感何可言”。（宣统元年九月十三日刘承幹致徐晓霞函。《求恕斋信稿》，第198页）

民国二十年（1931）三月十日，（《钱绍桢墓志铭》作“民国二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乃系阳历）钱绍桢逝世。是日，刘承幹在日记中记有“抵寓后，得悉外舅于今日午刻逝世”。（《求恕斋日记》，第10册，第41页）十二日，刘承幹“九点率春蕃、䜣万两儿乘车赴嘉善吊外舅之丧。在车遇张菊生、徐彦士、徐冬生、钱达士，亦往嘉善吊丧者”。午后三时大殓，刘因为“生宿有冲，故未视裣”。（《求恕斋日记》，第10册，第41-42页）四月四日，刘承幹有一函致徐晓霞商量丧祭有关事宜：

前承招饮，饱饫郇珍，谢谢。祭外舅文，已由公渚兄脱稿，今配好格数送上，乞教正之。前志昂兄及尊意欲作散文，今此篇未知可用否？倘须改作，因时间侷促，恐有不及。志昂兄闻已赴京，故请我兄酌之。至祭屏划格及请顾君书写，均与尊处接近，诸多偏劳为歉。（《求恕斋信稿》，第6106页）

钱绍桢的祭文，由刘承幹出面请黄公渚执笔。文章作好后，刘承幹将之寄送给徐晓霞酌定，而祭屏划格与请人书写，则由徐晓霞负责。文中提到的“志昂兄”即于宝轩，由于三人的妻子乃一母所生，所以这三位连襟间关系与钱绍桢其他女婿（钱共育六女）相较，更为亲近。四月二十三日，刘承幹又与徐晓霞、徐懋斋父子同车由上海到嘉善钱宅，是夜他与徐懋斋长谈至凌晨两点始就寝，但“服安神药后仍彻夜未眠”。二十四日开吊，二十五日出殡至登寿公所，当天下午刘承幹又与徐晓霞父子同车返回上海。（《求恕斋日记》，第10册，第56-58页）共同的姻亲增进了两家往来。

此外，两家在生意上也常互惠互助，通信中屡见“同舟共济”之语。比如刘曾一次性出借五千两给徐应急：

所说之五千两，弟已关照敝帐房，嘱其勿开划条，打一庄票送上。息价一层，辱在至好，本可敬请大酌，乃殷殷讯问，客气异常。弟询之帐房，据云尊处既属上等排面，且系素有交契，子金自应从减。但此系长期，非暂用可比，故须稍巨。既承敦嘱，祗得遵命。谨酌一价，约在七八两之间，仰祈大才。弟决不计较也。银票附上，即希詧收，给复为荷。（民国三年二月一日刘承幹致徐晓霞函，《求恕斋信稿》，第1200页）

五千白银，洵非小数，交契之厚，可见一斑。

四

徐晓霞与刘承幹之间有关书籍往来的记载，似以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二十日为最早，是日刘承幹在给徐的信中提及“《花月痕》一书已从坊肆购到，即以奉赠，伏希哂收”。（《求恕斋信稿》，第84页）不过，二人皆是手不释卷的儒商，此次刘购赠《花月痕》这一小说应该只是供徐作消遣，而非为藏书互通有无。刘承幹自述宣统二年（1910）十月在南京参加南洋劝业会后始有志聚书，但学者已经指出，“其实在此之前，刘氏即已经开始对藏书有兴趣”。（王茜：《嘉业堂藏书聚散考》，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页）当年六月十二日，刘在给徐的信中说：

弟迩来稍稍习静，惟于牙签缥带中寻觅生活。但学识有限而典籍无穷，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兹特寄奉书目一纸，如公前往汉阳，请为代购。倘此行未果，不妨置之。或去而无从购取，亦可听之。前云尊处时有书贾携书求售，倘邺架无须于此，敬请寄目一观。若遇敝处未备，可以敬求代购。昔吾家刘峻号为“书淫”，弟今踵之，得毋贻笑故人乎。（《求恕斋信稿》，第409页）

徐有事将往武汉，刘开列书目请其代购典籍。听闻徐家常有书商登门求售，刘还请求其介绍购买，于此我们也可推测徐氏网罗典籍应该早于刘承幹。六月十五日，刘为购书事再次致函给徐，函云：

公他日鄂渚之行，所讬代购书籍附上帐目，至希詧入。其遇有坊肆中精刻及局刊，敬求为我购置，不必函问，致多周折。该值若干，他日示明，一并奉缴。（《求恕斋信稿》，第412页）

为了徐能够放手买书，刘承幹给了他极大的自主权，豪迈之气跃然纸上。其实那几天徐就住在南浔张钧衡处，与刘多次见面并晤谈良久，大概也没少谈论购书之事。

既是姻亲至交，加上又有同好，此后徐晓霞确实不负所托，为刘承幹聚书出力不少。比如宣统三年（1911）徐曾介绍书贾陈时帆售书刘氏，刘在闰六月一日给徐的信中云：

承寄书籍样本，重以鼎言，自当多购。奈覆阅再四，此种书籍敝处都已购置。爰择其未备者，计《国朝松陵诗征》《白云集》《明人诗钞》《二申野录》四种。遵照来单核算，计洋十四元，兹特奉上，敬求转交陈君。此刻嘱伊不必来浔，他日如有大种书籍，不妨躬自携至敝处。如未备者，重以尊为说项，自当与之多购也。（《求恕斋信稿》，第875页，此函《求恕斋日记》系于闰六月初一，《信稿》系于六月二十九日，兹从《日记》）

大概徐在数日内多次寄送书籍样本，所以闰六月二日刘又有一信致徐云：

前次附来书籍样本均已核阅，其周兰坡鸿博《赐书堂诗钞》及钱香树尚书《续集》，又《碑板广例》，此三种敝处未备，即与购取。惟来帐未经开明价值，敬祈示知，以便寄奉。其余各种均与敝处所置相重，祗得奉还，样本十四即以附上，统祈转交陈君。附缴陈函，亦希詧收转致为感。……昨蒙寄来书籍一包，已经詧入。……其《牧斋注杜》一种，弟处购有此书，其《榕邨集》亦于去岁在苏购取矣，承询坿白。（《求恕斋信稿》，第880页）

由此可知，徐不仅为其介绍书贾，还直接寄赠书籍。刘也常奉赠书籍给徐，如民国元年（1912）五月二日，徐托书贾朱甸卿带赠书籍给刘，次日刘在给徐的信中云：“昨书客朱甸卿来，交到手书并书三包。据云尊嘱送至弟处，觅便寄呈，恐劳廑注。先将朱函邮上，以资接洽。”（《求恕斋信稿》，第942页）而刘随即回赠了一些书籍。过了几天后的五月六日，刘在给徐的信中又说：

尊处递到惠诰并物，书籍之赐，翻阅数过。《乌青文献》洵与敝邑多所关系，异时修补志乘，是亦他山之一助也。其他《文钞》《任集》均系佳本，分邺架之芸编，其宠奚如。祗领之余，谨九顿以谢。至以前献之书，区区残本，奚足齿及，乃承一再挂颊，益滋慙颜矣。……甸卿书籍久已交到，此书还是寄青，抑送至贵号，便示遵行。（《求恕斋信稿》，第943页）

可见在刘回赠后，徐又再次寄赠。刘在五月五日的日记中对此也有记载：“午后得晓霞来函，蒙赠《乌青文献》《国朝廿四家文钞》《介和堂全集补遗》（原注：萧山任辰旦著，康熙时人）。”（《求恕斋日记》，第2册，第265页）刘承幹也常将自己所刻书送给徐晓霞，如民国十二年（1923）三月二十八日刘在信中云：

弟影宋《史记》杀青有年，几经剜补，今甫蒇工。虽遴选纸墨业已煞费苦心，而墨色不佳，印工亦劣，未必十分惬意。敬奉一部，伏乞哂存，未识公阅之以为何如？（《求恕斋信稿》，第3335页）

一个多月后的五月二日刘又再次将所刻《章实斋遗书》奉赠：

承示宋刊《周礼注疏》，翻撷数过，即系十行，与敝购莫子偲征君藏本相同。用特反璧，即希詧存。《章实斋遗书》甫经印订，附奉邺架，聊以伴函。（《求恕斋信稿》，第3379页）

二人间之深情厚谊，雅致感人。此种情事日后常常上演，《求恕斋日记》与《求恕斋信稿》中所见甚多，且绝非全貌。

五

徐晓霞还曾向刘承幹借阅明朝《实录》，民国六年（1917）十二月二十二日刘在信中云：“承假成化、弘治《实录》，本应早奉，缘敝处所购书籍积叠如城，杂乱纷繁。穷日清理，兹书目虽未就编，而已稍稍就绪，用特检奉，即希詧收。”（《求恕斋信稿》，第1868页）1919年以后，刘氏自身聚书活动开始减少，（《嘉业堂藏书聚散考》，第16页）但在民国十年（1921）还热心给徐晓霞介购古籍，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刘在信中云：

吾湖俞君恒农寄到书目一册，此系恒农为海岛图书馆所置。惟为款过钜，一时不易劝募，因委弟就各亲友中询问，如其中有惬意者，不妨各开一单，将佳者分售，余则为书馆购之。积余丈、孟蘋均已看过，执事广事搜罗，特以奉呈。如合尊意者，乞为开出，将来集有成数，即可向俞君磋商也。又扬州梓人邱绍周携到书目一册，其中殿板尚多，执事亦有意乎？一并附览。（《求恕斋信稿》，第2536页）

刘受俞恒农之托，将海岛图书馆无力购买的古籍，介绍给徐晓霞等人挑选。而在当天，“邱绍周来，并以各书求售，阅之良久”，（《求恕斋日记》，第6册，第504页）刘自己未购置，也一并转介给徐。信中谓徐“广事搜罗”，可见晓霞至此时仍在大肆搜购典籍。结合前述民国十四年（1925）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徐君近颇收书”的描述，其聚书兴趣之浓、时间跨度之长，令人仰叹。

在互赠书籍、互相介购的过程中，他们必然也会就书籍版本进行交流，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十八日，刘承幹致徐晓霞信中云：

《两汉诏令》，李估于今晚携来。谛视之，与艺风丈让于敝处者了无参差，不过印本先后耳。艺风根据前后序，以为嘉定十五年刊本。而书中若“敬”字、若“慎”字都不缺笔，其元刊欤？抑宋之坊刻而不避庙讳欤？惜《行格表》已运回浔溪，无可攷查。尊如有之，可翻撷也。该书少西汉卷二，卷七卷帙甚短，不过数叶耳。末本书角为蟑螂剥蚀，以敝处案头此虫殊不少也。好在尊处钞补必须拆过，祗好重行装订耳。书价该估本系执定百元，由弟再三磋商，乃以九十五元购成，已代验讫矣。全书八册，并拙藏一匣计十册统呈詧纳。（求恕斋信稿》，第3133页）

民国六年（1917）缪荃孙曾让售一批宋元刊本给刘，其中有一部《两汉诏令》，（《求恕斋日记》，第5册，第190页）缪荃孙根据前后序定为宋嘉定十五年刻本。此次徐晓霞亦拟购一部《两汉诏令》残本，托刘与所藏比照查验，并欲借刘氏所藏钞补。刘在比对后，认为与己所藏乃“印本先后”之差异，并从避讳阙笔的角度对是书属宋本还是元本提出疑问。在验证无误后，刘为徐购入，并将己所藏全本与残本一并寄奉给徐，以便钞补。徐晓霞所藏此本今已归入上海图书馆。

由于徐晓霞父子于金石书画亦有嗜好，刘承幹还曾为他们介购书画。著名翻译家林纾去世后，林家境况萧条，民国二十年（1931）张元济等人奔走欲将其所作字画出售，集资以为林氏子女教养之费。刘承幹除自己购买支持外，也热心向徐晓霞父子荐购，十月八日致徐晓霞信云：

前由张菊生、李拔可二公交来林琴南孝廉手卷、立轴、条幅等，云孝廉身后萧条，现拟将此项画件销售，集资为其子女教养之费，嘱广为介绍。但所定价值，未免昂贵。弟与本生家严各购一轴，琦仲弟及张璁玉世讲共购屏条三幅，而所余尚多。素稔贤乔梓爱好书画，故敢送上，以备选择。此等定价，本系帮忙性质。孝廉人品颇高，其画亦不俗。如荷选购一二亦善，倘不合意，亦可不必。弟不过受人之托，不得不为询问。叨在至戚，万勿客气。其屏条四幅中，尚剩一条，如合尊意，亦可购置也。坿单，并希詧阅。（《求恕斋信稿》，第6328页）

这批书画“价目所定，较孝廉润格昂贵数倍”，（民国二十年十月十三日刘承幹致李拔可函，《求恕斋信稿》，第6335页）但刘氏还是古道热肠，到处费心介绍。

六

民国年间，刘承幹等人曾在上海组织“淞社”，这是一个以遗老遗少为主体的文士雅集，参与者多一时名流，大家经常宴聚，吟风弄月。徐晓霞后亦为“淞社”成员，他与刘承幹之间常见文字酬应往来，如民国三十年（1941）五月三十日，刘写信表达对徐晓霞所送生辰贺礼的谢意，并提及徐所作诗：

前承赐诗，已感勤厚，今复蒙惠佳什，益见盛谊。诸首音节铿锵，格律高远，洵为伟制，祗以诗笺已由荣宝斋印就，坿呈数纸，倘蒙吟咏之暇重书一过，以便装池，永为世宝。（《求恕斋信稿》，第8730页）

徐晓霞常有诗篇寄送给刘承幹，刘在书信中多有提及，此次刘承幹还特地提出要徐晓霞用荣宝斋新印好的诗笺重新书写一遍，以便自己装裱后收藏。

二人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文字酬应与徐焕谟遗稿有关。民国二年（1913），徐晓霞从陶葆廉处获其父遗稿，并索序跋于师友，付之剞劂，成《风月庐剩稿》一卷。（徐咸安的《韫玉楼遗稿》亦在同时一并刊刻）是年九月，刘承幹亦应邀作跋。十月二日，淞社第九次雅集，由徐晓霞与张钧衡主社，在徐家宴聚，缪荃孙等遗老到会者颇多。席半，徐为其父《风月庐剩稿》、张为其妇《韫玉楼遗稿》出征诗启，“遍索同人题之”。（《求恕斋日记》，第3册，第281页）直到民国四年（1915）刘还在修改所作跋语，为此事挂心，十月五日，刘致徐信云：

顷得敝申号来函，述及老伯大人遗稿跋语，酌改后已送尊处。惟此跋公已付刊，因弟复加数语，又须耗损剞劂之资，心殊不安。寄来跋稿，弟覆阅一过，其中潘峄琴学使“衍桐”两字宜傍写小字；又“尝辑国朝一代之诗，名为《诗粹》”，“粹”当作“萃”；又“其他诗文词稿草”，其“草”字宜删去；又“承幹早孤，怆怀遗泽”，“早孤”两字亦宜删去。至于“民国三年”四字，前曾询过筱珊丈，则为钞胥误写，伊并未有此请，亦改去。其他陆纯伯观察一篇，姻兄亦嫌其俗，不如迳称“部郎”或称“徐君某某”，而“姻丈”改为“先生”，应不伤雅。均祈饬梓人照改为讬。（《求恕斋信稿》，第1523页）

今检《风月庐剩稿》，确已按刘之意见改定。

《风月庐剩稿》书影

纵观徐晓霞与刘承幹，二人既是连襟，而又谊同师友。虽都身处商海，却决不市侩，数十年相友相爱，相互扶持，其情可感，其人可传。《求恕斋信稿》中最后一封给徐晓霞的信写于1952年10月18日（旧历八月三十），文云：

日前奉诣承教为快。所恳夫人一事，现在已可不必转达。祈代告夫人，并转致景扬夫人。琐琐渎神，容日晤谢。霜降节近，所谈之物如需用，请电话示知，即当送上，万勿客气为幸。（《求恕斋信稿》，第10261页）

当时两人处境应该都不算太好，霜降的气息已经来临，但仍相互扶持。1955年2月9日（旧历正月十七）刘承幹在日记中记下了徐晓霞的死讯：“王变梅来，知徐晓霞于昨日作古，年七十八矣。亲旧凋谢，为之怃然，明日当往乐园殡仪馆吊之。”（《求恕斋日记》，第18册，第40页）同日日记中随后还有“张墨畊来”的记述。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二十日，张氏新婚，刘曾与徐晓霞等二十余人至张处闹新房。（《求恕斋日记》，第1册，第41页）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面对故人飘逝，想必那天刘、张二人会谈起五十二年前那个热闹喜庆的夜晚，会回忆起那半世沧桑而相对唏嘘吧。

次日，刘承幹“出吊徐晓霞之丧，唁懋斋姨甥于帏中”，（《求恕斋日记》，第18册，第40页）去送了故人最后一程……

（本文写作曾蒙业师戴建国先生，学友丁新宇、曹旭阳二君赐教，耑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