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疯狂梦》：“现实-虚构”下的科学幻梦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2017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柯洁以0:3负于围棋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这一历史性的交锋深刻改写了人类对智能科技的认知图谱。人工智能的崛起，不仅标志着技术领域的飞跃，更预示着对传统社会架构乃至人类思维模式的全面革新与重塑。然而，其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也悄然唤醒了人们对于潜在现实危机的深切忧虑。

作者: [智利] 本哈明·拉巴图特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如果说拉巴图特此前出版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是科学与道德、天才与疯子之间的冲撞，那么于2024年译介出版的《理性的疯狂梦》是理性与疯狂、科学与幻想之间的碰撞，它以独特的视角切入科学发展史，通过三位人物为我们揭开了时代背后的“疯狂”的一角。在采访中，作者本哈明·拉巴图特也说道：“（本书）不仅讨论了逻辑的边界，还揭示了我们在追求真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怪物”，以及人类或非人类智慧的种种幻想。”他聚焦于揭示“黑暗领域的微光初现”，让我们短暂窥探到了奇异、超乎想象之物以及我们心智难以触及的深邃领域。在叙述上，《理性的疯狂梦》有意通过模糊现实与虚构的边界，向读者展现了一场奇诡的科学梦。这部作品，同样是在不懈追寻“如何理解世界”的答案，留下了一道深刻的思考轨迹，激励着每一位读者直面当下。

科学发展的“疯狂梦”

《理性的疯狂梦》中的科学的“理性”与幻想的“疯狂”之间并不构成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的、相互促进的。《理性的疯狂梦》讲述了三个人的故事：一个受困于忧郁、渴望却又无法理解和解释一切的物理学家；一个像孩子般天真，却又能像神一样操控世界的天才；一位在竞技领域被新技术深深震撼的围棋艺术家。这三个人物都位于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变革性时刻。有人因为无法面对这种未知带来的可能的后果而陷入“疯狂”，有人探寻到这种未知时又“疯狂”地寻找某种“不切实际”的科学设想，也有人直面科学“疯狂”带来的冲击。在面临某种不可言说的、“非理性”的未知时，这些人在逐渐失控的世界中企图寻找确定性，又在面对庞杂而荒诞的世界时感到无力。

奥地利科学家保罗·埃伦费斯特面临着科学理论发展的变革性的时刻，一种不可控的力量打破了他对世界的认知。一方面，保罗预料到了科学领域颠覆性时刻的发生，另一方面保罗又无法看清和接受这种变化。这位在统计力学及对其与量子力学的关系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的数学家在射杀了自己身患唐氏综合征的儿子后开枪自杀。他“对于理解和领悟事物的精髓”充满渴求。在这种对事物本质的执着追求让他窥见了其中无法控制的部分——科学同样是“非理性”的。保罗作为改变物理学科分支基础的关键人物之一，让量子力学压倒了物理学的经典体系。对原来世界的确定性的认识在此刻被打破，整个世界“会突然变得不像原来那样真实可靠”，混沌荒谬，无法掌控也无法理解。在巨大的社会的动荡及信仰的失落之后，保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天才科学家冯·诺依曼可以说是保罗的反面。保罗崇尚一种物理直觉而非“暴力证明”，而诺依曼则深信科学原理应以永恒不变的数学真理为基础。开始的他同样致力于在“逐渐失控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感”，但是，后来的他“背叛”了他的想法。他同样也惧怕一种危险的非理性涌入。他致力于将所分析的一切变成纯粹的逻辑问题以此来洞察事物的本质，而事实是，受制于存在论，可能无法真正寻找到公理化的逻辑基础，其中存在许多可怕的悖论与矛盾，或者得用无法被证实的定理展开工作，这也代表着人类的理解力的限制性。对绝对的理性的追寻及逻辑化会带来未知的后果：被放出于世上的“恶魔”——原子弹。诺依曼认为“拥有的力量”可能“会成为我们救赎的手段”，他以为军方设计氢弹为条件获得了强大的科学研究算力，他将注意力转到计算机上，似乎又打开了一个新的“潘多拉的盒子”——而他设定的目标正是“摧毁我们已知的生活”，给机器赋予“生命”。

李世石与前两位身份不同，作为唯一一位在五番棋锦标赛中击败了高级人工智能的人类，是直面着越发走向不确定及失控的人类。与他对战的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是疯狂的科学设想的产物：它将挑战了人类最古老的智慧，成为一种比人类已知的更聪明、更灵活、更奇妙的新意识。而李世石凭借着“神之一手”的“非理性”——“绝对出于灵感的一手棋”而打败了这位可怕的对手。这场比赛后的李世石选择退役，这场对弈打破了李世石对围棋作为理性的“智力游戏”的认知。人工智能学习着人类的方式不断进化着，2016年也被媒体称为人工智能元年。

在《理性的疯狂梦》中，人们无法分辨出驱动发展是理性还是疯狂，抑或是某种未知。“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并非对立的，而是交融着的。拉巴图特并非仅仅通过概述科学如何发展的方式来书写科学的可控与不可控，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辩证中，揭开了世界前进过程中黑暗且奇诡的一角。这种书写，不仅仅体现在内容上，还体现在其形式上。

本哈明·拉巴图特

难以归类的“虚构-现实”叙事

拉巴图特曾说：“本书是一部基于现实的虚构作品。”《理性的疯狂梦》是一部难以归类的作品。它既不能被简单归入“非虚构”小说，其利用了多种聚焦模式的叙述方式使得作品的纪实性大大消减从而带上了强烈的文学创作的痕迹，在总体上并非偏向于纪实；也不能被归入虚构类的“小说”，它又是基于现实的，参考了诸如回忆录、纪录片等。因此，这是一本难以被归类的作品。正因其游离于真实与虚构之间难以归类，才能更好地展示这场疯狂梦的科学梦奇诡之处。

《理性的疯狂梦》无疑带有真实色彩。典型的如《人工智能的错觉》一章，拉巴图特采用了一种纪录片式的叙事手法进行写作。《人工智能的错觉》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而其又与同属于第三人称叙事的《无理数的发现》存在差异：《无理数的发现》一章对于保罗的描写并未超脱于人物，带有限知的成分。而《人工智能的错觉》则不仅聚焦于李世石，也同样聚焦于哈撒比克研发出阿尔法机器人的始末，以及李世石与阿尔法机器人对战的过程。同时，拉巴图特多采用直接引语的形式让人物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对人物的外察多于内察，因而具有强烈的客观色彩，有“纪录片感”。如在写到第一场棋局李世石被阿尔法击败时，拉巴图特用直接引语的形式让其说出自己的感受而未过多揣测人物内心，他同样以外察的形式观察场上每一个人的行为，如“紧张地在媒体成员中间踱步”的教练。并且，评论员的话、粉丝的表现都构成了文本的一部分。这种书写方式又带有“非虚构”写作的色彩，为文本增添了纪实性。

同时，拉巴图特有意采用小说的“虚构”技巧，这种技巧消解了“纪录片”式的真实感。《理性的疯狂梦》所取材的是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保罗·埃伦费斯特、冯·诺依曼与李世石。在具体叙述时，拉巴图特了多种聚焦方式，如采用多个叙述者进行叙述。这些叙述者展现了人物的不同侧面，他们或互为补充，或有差异之处。冯·诺伊曼的故事都是通过其好友、家人的叙述来展现的。在魏格纳·尤金的眼中，小时候的冯·诺伊曼具有敏锐的头脑，是一个“真正的神童”，有许多“有别于同学的奇特之处”；在母亲的眼中，是“娇生惯养”、“蛮横无理”；在弟弟眼中，冯·诺依曼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仿佛“只有他知晓一切”……拉巴图特在谈到本书说自己有时“使用人物的口吻来叙述”这些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临场感。但是相较于以全知全能视角展现的故事，第一人称的叙述天然地带有主观色彩，多元的叙述主体以及“模仿”人物暗示着文本并不严格遵从于事实而具有创造性，因而呈现出真实之下的“虚构感”。

值得注意的是，《理性的疯狂梦》是多种形式的糅合。在视角上，本书既有第一人称叙事，也有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与限知叙事。而在叙述过程中，拉巴图特有意模仿不同文体的叙述方式。文本中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玛吉特·卡恩·冯·诺伊曼的叙述，二是朱安罗·毕罗格的叙述。他们都采用碎片化的语言进行描述，有些甚至不构成句子而仅仅是一个词语。他似乎刻意模拟了“笔录”的形式，无过多的主观的表述也可增添其客观性。但是，这一部分的语言是杂乱无章的，这种“真实”又和“虚构”交织在了一起。同时，在《人工智能的错觉》中，拉巴图特还将新闻报道插入其中。虚构与真实之间难以区分。因此“强烈的体验、惊人的发现、奇异的幻觉、黑暗的梦境与明亮的噩梦”在其中才有可能被呈现。

总而言之，《理性的疯狂梦》具有独特的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它难以归类。其材料来源出于现实，但在叙事上拉巴图特采用了多种方式，或使用多个叙述者、借助多个视角讲述故事，或使用如碎片化的访谈录、纪实作品及虚构小说的手法来书写，呈现出多元的叙述方式。这些叙事手段使得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创造出“强烈的体验、惊人的发现、奇异的幻觉、黑暗的梦境与明亮的噩梦”的效果。

人类如何面对世界？

当李世石被阿尔法狗打败，当2016年被命名为人工智能元年。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临近，它或许会改变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但人类仍处于一种未知中。《理性的疯狂梦》的原标题为The Maniac，从词语的意义上看，它有“疯子”、“狂人”的意思。从书写对象上看，《理性的疯狂梦》写的是几位“疯子”的故事。从主线上看，一种尚未被命名的新的“理性”的诞生是贯穿全文的主线，而这种新事物无法被概括。在这种意义上，《理性的疯狂梦》仍在追寻一种答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世界？”

科学可以说是在当今世界中实现现代性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现代性又并非仅仅只是靠单一的科学技术可以实现的。换一种方式来说，“科学”并非只是技术的代名词，它更多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机制。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中，技术想象和思想将真理抬高至支配性的地位。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科学与技术，今天不仅成了第一位生产力，而且也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在《理性的疯狂梦》中，拉巴图特并非对技术进行批评，他并没有注入太多偏向性的情感来讲述技术发展的一角，而是融合进了许多思考，不仅仅关乎技术本身的伦理，还关乎社会与历史。二战的阴霾聚集于冯·诺依曼及保罗的故事之中。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用。导致保罗最终走向死亡的原因不是单一的，在纳粹的持续的压力之下，保罗看到了纳粹统治下的荒诞的世界。在这里，“他知道没法在周围正在形成的奇异的理性中保障儿子的安全”，这种奇异的新理性是“困扰着科学精神的幽灵”。冯·诺依曼正是处在这种“既受逻辑推动，又完全没有道理”的理性之下的，他对抗核困境的手段是：“无情地遵循逻辑，彻底地违反直觉，绝对理性占据了近乎精神的病态程度。”有意思的是，冯·诺伊曼写下了原子弹内爆方程，核的爆炸无疑改变了人类世界的想象，它改变人类的个体和集体的心智。或许他是现代意义上的弗兰肯斯坦与普罗米修斯。弗兰肯斯坦拥有了“造人”的力量，但所造之物只带给他无尽的折磨和惩罚；普罗米修斯发现了火种，从众神那里将火种带给了人类而受到惩罚。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人类并非科技的掌控者，而是在科技影响下剧烈改变的个体。有意思的是，本书的开篇是一位发现世界处于剧烈变化的数学家的自杀，而本书又以“围棋之神”“阿尔法零”的诞生为结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应验了此前的设想，为未来埋下了一层阴霾。

在当下这个瞬息万变、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时代，世界仿佛被一层不可知的迷雾所笼罩，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认知的边界。正如拉巴图特所深刻洞察的：“真正的变革往往需要我们去面对那些未知和不确定的事物，去用一种近乎“疯狂”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在这里。“疯狂”既是对不可知世界的回应，也是对既定框架与常规思维模式的质疑与超越。“理性”与“疯狂”相伴相生，在相互交融与辩证中，共同构成了我们探索世界的多元视角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探讨的——他揭示了“疯癫”在不同历史时期被社会与文化被构建成不同的模样，既是被排斥的异端，也是挑战权威的先声。这一视角启示我们，所谓的“疯狂”与“理性”或许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相对概念，它们之间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流动。在这不断变化的时代下，最重要的是拥有直面世界的勇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混沌中找到秩序，在未知中发掘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