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2010年以来，产业外迁导致中国部分商品出口份额显著下滑，详见《中国出口的全球份额（2001-2023）：趋势、结构及展望》。近年来中国企业掀起新一轮“出海潮”，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主动应对，是“走出去”的国际化行动，但同时也引发了市场对产业外迁和相关行业就业压力的担忧。
我们认为，在中国产业升级转型、成本比较优势转移的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符合经济规律，短期内不必过度担忧产业外迁风险，影响整体可控。但从中长期角度，要警惕相关的风险：一是制造业发展过快过早减速、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二是新旧动能转换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产业外迁过快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风险；三是相关行业的就业压力风险。既要积极支持企业出海做大做强，也要未雨绸缪防范风险并积极应对。
一、哪些产业出现外迁？外迁至哪些国家？
近四分之一的商品分项出口份额回落超1个百分点。根据国际贸易中心（ITC）统计，2015-2023年，在全部1265个商品分项中（HS4位数口径），中国有305类商品分项出口份额下降超1个百分点。根据产业特点分类，出口份额下滑的商品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一是资源密集型产业。
比较典型的是食品饮料和矿产材料，出口份额下滑超1个百分点的商品分项数量分别为49和19类，占其全产业链商品数量的24.1%和28.4%。
资源密集型产业外迁至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2015-2023年，中国矿产材料出口份额下降3.3个百分点，同期澳大利亚的出口份额增长18.45个百分点，2022年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矿产材料出口国。对于鱼类出口，挪威于2020年超越中国，出口份额排名世界第一。
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加工组装环节。对于中低端制造业的加工制造环节，根据ITC统计，2015-2023年，中国服装、鞋靴、帽、木制品等中低端制造业有110类商品分项的出口份额下滑超1个百分点，占全产业总商品数量的34.9%。其中，针织钩编服装、帽类、鞋靴、箱包和稻草等编结材料制品占全球出口比重显著下滑，分别下降7.7、13.3、10.0和15.0个百分点至30.7%、40.9%、30.3%和53.5%。对于高端制造业的加工组装环节，2015-2023年，机械制造业出口份额下滑超1个百分点的有22类商品，其中主要为电子制成品，音响和耳机、计算机、视频设备、打印机、摄像机和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出口份额分别下降7.7、7.6、6.5、5.0、4.7和3.2个百分点。
中低端制造业的加工组装环节主要外迁至越南、孟加拉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于服装、鞋靴、帽类和编织品等中低端制造业，以越南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出口份额显著增长。2015-2023年，越南的服装、鞋靴、帽类和编织品出口份额分别增加2.0、8.3、3.7和2.9个百分点；孟加拉国的服装和帽类商品出口份额分别增长3.6和3.5个百分点；印度的编织品出口份额增长2.0个百分点。欧盟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纺织服装出口地区，凭借较强的产品竞争力，出口份额持续增长。
对于电子信息制造业等高端制造业，其下游装配组装环节主要迁入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电子信息产业链全球化程度较高，过去中国以出口消费电子终端产品为主，手机、音响耳机、计算机和打印机出口份额均排名全球第一。但随着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调整，中国电子终端产品出口份额在2015年前后触顶，之后越南、印度、中国台湾等地区的电子消费品出口份额快速增长。2013-2023年，越南的手机、音响耳机、计算机和打印机商品出口份额分别增长4.7、10.0、3.1和4.0个百分点。
二、如何看待新一轮企业出海潮？
过去二十年，中国企业共经历两轮出海潮：第一轮发生在2010年前后，劳动密集型企业跟随外资企业步伐外迁，以在海外建设新厂的形式，生产转移至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低成本经济体。2010-2016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增长3.3倍，企业数量增加4570家，使得2015年至今中国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份额出现显著下滑。第二轮开始于2021年前后，2023年企业出海数量猛增，中国直接投资的非金融类境外企业数达7913家，较2022年大幅增长1483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1301.3亿元，仅次于2016年。
服务业对外投资占比近八成，制造业正加速出海。根据《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近八成集中在服务业，其中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和零售和金融等领域。近些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质量不断提升，以Shein、Temu为代表的跨境电商平台迅速崛起，跨境电商成为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带动作用最强的外贸新业态。制造业投资连续四年多增，2022年制造业对外投资金额增长271.5亿美元，较2018年多增8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重达16.6%，较上年增长1.6个百分点。
（一）新一轮企业出海的四大特征
一是企业主体的差异，上一轮出海企业以纺织服装、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新一轮出海企业多集中于汽车、机械设备和电气设备行业，且在全球具备强劲竞争力。分行业看，汽车是新一轮出海潮的代表性行业，2023年海外营收达8596亿元，较上年增长33.5%，占全部营收的22.1%，较上年增长3个百分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6月底，比亚迪、奇瑞、上汽、广汽埃安等知名车企已经或正准备在海外建厂。
二是出海动力的差异，在美欧经济体的打压和内部内卷式竞争的双重冲击下，中国企业通过出海开拓新市场，改善利润表现。从外部环境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竞争优势，引起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打压。5月14日，美国宣布将中国电动车进口关税从25%上调至100%，锂电池关税上调至25%，光伏面板则上调至50%。从国内市场看，我国新能源产业存在重复建设、内卷式竞争、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等问题，出现阶段性和结构性供需失衡。因此，越来越多企业选择主动出海，通过开拓新市场，同时解决贸易壁垒问题，改善企业经营业绩。2010-2023年，全部A股企业数量增加2.8倍，而海外营业收入增长7倍，海外营收占比从6.1%增长至11.7%。
三是出海目的地的差异，除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具备人口红利优势的东南亚经济体外，美国、墨西哥、德国、匈牙利等发达经济体及其周边国家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去向。一方面，产业转移需综合考虑当地的成本、劳动力素质、土地等生产要素，由于新一轮产业转移涉及较复杂的生产环节，拥有良好工业基础的发达经济体比较优势突出。另一方面，出于节省物流成本的目的，临近终端消费市场的地区更有优势，比如墨西哥和匈牙利，因其临近美国、欧洲多国的优势使其成为企业出海的热门目的地。
四是相比全产业链的“脱钩”式迁出，本轮出海企业将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本土，仍依赖国内供应链体系。全产业链迁出缺乏经济性，本轮出海企业参考日企出海经验，打造“母工厂”模式，即在本土设置技术水平最高的母工厂，将不具有技术优势的组装型产品交给海外工厂。“母工厂”模式可利用低收入经济体丰富的“人口红利”，打造“本土核心产业链+跨境劳动力”模式，获取产业链高附加值。同时，本土保留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低附加值产业的产业布局，可避免全产业链“脱钩式”转移造成的产业空心化。
（二）中国企业出海的优势
一是国家政策为推动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一方面，构建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合作。中国与全球多个国家构建多边合作关系，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成员国的合计人口、GDP和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均在30%左右，是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随着中国与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更加紧密，进一步增进国家间的平等信任、睦邻友好、互利合作，为中国企业出海构建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简化境外投资审批管理制度，便利企业境外投资。2017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11号令），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施行“备案制”，并进一步扩大核准范围，延长备案有效期，简化管理环节。
二是源于中国强大的供应链产业链优势。中国产业链规模庞大，产业配套完整，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产业链优势是企业出海的根基，为中国品牌源源不断的注入竞争优势。
（三）挑战与风险
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潜在的贸易争端将加大企业出海的不确定性。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浪潮兴起，部分国家通过提高关税、限制进口等措施保护本国产业，无疑增加了中国企业进入其市场的壁垒，影响企业在海外正常的生产经营。
企业出海对中国企业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海不同于出口，出口的不仅是商品，还有品牌理念和管理能力。我国民营企业普遍重营销、轻管理，缺乏成体系、可复制、标准化、适应世界发展趋势的管理规范和准则，驾驭大型跨国企业复杂经营的能力仍有待提高。考虑到国情和文化差异，中国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需做出相应调整。
三、原因：国内生产成本优势转移、为产业升级腾挪空间、低收入经济体营商环境优化、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风险
（一）中国在低端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转移至新兴经济体
其一，中国居民的人均工资收入高于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截至2021年底，中国居民月均工资为812.58美元，高于大部分东南业国家，是越南、菲律宾、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家人均工资的两倍以上。
其二，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而东南亚国家的人口红利正逐步释放。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截至2023年底，中国16-59岁劳动人口占比61.3%，较2013年下降6.3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1.1%，较2013年上涨6.2个百分点。2022年开始，中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相比之下，东南业国家人口潜力大，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2023年底，东盟10国中只有新加坡和泰国的0-14岁人口比重低于中国，老挝和菲律宾的0-14岁人口占比甚至超30%。
其三，东南亚市场需求潜力大，在地产销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根据ASEANstats披露，截至2022年底，东盟人口总和6.71亿，仅次于中国、印度，是世界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GDP总额近3.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较全球平均水平高2.6个百分点。随着东盟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东盟设厂，不仅可以降低物流成本和关税限制，还能因地制宜满足当地市场的个性化需求。
其四，中国凭借更高的创新能力、良好的基础设建设和高水平的劳动力素质，在中高端制造业环节仍保有较强的竞争力，产业链外迁趋势可控。一是中国创新能力更强，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关键技术，对产业链的主导性更强。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统计，2023年中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世界第10位，较上期提升3位，是唯一进入前15位的发展中国家。二是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了全面、高效、低成本的物流网络。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高铁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2023年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7个。三是中国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整体提升了劳动力素质，202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1.05年，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
（二）主动为国内产业升级转型腾挪空间
产业链转型升级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产业结构调整目录（2005年本）》，在2011年、2013年、2019年和2024年经过4次修订，通过限制和淘汰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推动产业链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延伸，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
产业链升级过程中，低附加值产业一部分通过产业链梯度转移从东部地区迁移至中西部地区，另一部分则流向劳动力、土地、环保成本更低的国家。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十四五”规划提出“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强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截至2023年底，中西部、东北地区加工贸易占全国加工贸易的比重近30%，比2017年提高了5.8个百分点。但是相比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现代物流不发达、通关不便，叠加《环境保护税法》将纺织、制革等行业列入环保税的重点监控对象，使得部分企业向环保压力小、国际物流便捷的东南亚国家转移。
（三）中国在营商环境上的相对优势有所缩小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较少。特殊与差别待遇是WTO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商务部表示，自加入WTO以来，中国享受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比较少。以普惠制待遇为例，多个发达经济体不再给予中国普惠制待遇，但仍保留对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普惠制待遇。普惠制待遇是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经济体出口商品给予的一种单向税收优惠政策。截至2023年底，享受欧盟的普惠制待遇的包括东盟8个国家（除新加坡和泰国）以及印度、孟加拉国、不丹、巴基斯坦等其他发展中经济体。1978年以来，中国先后享有40个国家的普惠制待遇，截至2023年底，仍给予我国普惠制待遇的发达经济体只剩挪威、新西兰、澳大利亚。
东南亚国家的外商投资环境逐步优化，给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激励政策，缩小与中国的营商环境差距。越南、菲律宾等国家逐步完善外商投资法案，拓宽外商投资领域，除了少部分限制行业，外国投资者均可进入，并且与本地企业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激励补贴政策。以越南为例，出台企业所得税“两免四减半”“四免九减半”等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三星、LG、富士康、佳能、丰田、耐克、阿迪达斯等头部企业已在越投资建厂。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2020）》，全球参与排名的190个经济体中，东盟有7个国家排名在100位之内，其中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排名较2019年分别前进15、19和29名。
（四）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全球产业链布局逻辑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华商品额外征加关税，推动全球产业链加速向低关税经济体转移。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301调查报告，单方面认定中国政府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的法律、政策和做法存在不合理或歧视性，并对美国商业造成阻碍和限制。美国政府据此先后分四批对中国输美约3600亿美元商品加征7.5%至25%不等的高额关税，[1]占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7成左右。2018-202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比重回落7.4个百分点，同期从越南、印度进口比重增加1.8和0.6个百分点。
出于产业链安全考虑，全球供应链趋向短链化、友岸化、本地化。受欧美供应链安全战略影响，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回流本土。近几届美国政府贯彻“制造业回流”战略，提出一系列产业政策，例如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特朗普政府的“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以及拜登政府的“重振制造业”。据202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文件披露，拟对87组日本企业提供政府补助，资助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日本或加大日企在东盟国家的投资。
四、影响：中国竞争力向产业链中上游转移，需警惕产业外迁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宏观经济波动和就业风险
（一）短期看，产业外迁对中国整体出口表现影响有限，中国出口竞争力向产业链中上游转移
从总量上看，2015-2023年，受产业迁移影响，服装、鞋靴等商品对中国出口份额形成较大拖累，分别达0.31个百分点和0.08个百分点。但2023年中国出口份额却达14.2%，相较2015年的13.7%不降反增，主要得益于中国出口竞争力向产业链中上游转移，出口产业链布局调整后，获取的产业附加值更高。
以服装纺织业外迁至越南为例，2015-2023年，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出口份额下滑2.4个百分点，其中主要是下游服装制成品出口回落，位于纺织制造业中上游的配套产品出口份额不降反增，占全球出口比重上涨5.9个百分点。越南纺织服装产业出口份额增长1.7个百分点，主要是服装制成品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份额增长1.8个百分点。中国服装纺织产业外迁至越南，形成了“中国出口中间品和资本品-越南生产加工-出口至消费国”的产业链分工模式。
从增加值的角度来看，越南服装纺织出口国外增加值占比较高。在国际分工中，某一经济体会使用来源于其他经济体的中间品，因而在其出口中通常会隐含国外增加值（FVA）。根据UIBE GVC数据库统计，2000-2021年，越南纺织服装业中FVA占比远超中国，截至2021年底，越南纺织服装出口FVA占比达58.4%，而中国这一比重不足10%。
中国是越南纺织服装业最大的FVA来源国，越南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原材料、中间品和机械设备。2015-2021年，中国在越南纺织服装业FVA中的占比从22.0%快速提升至42.8%，截至2021年底，越南纺织服装业25%的出口增加值归属中国。分商品看，越南纺织服装产业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原辅料，2022年越南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原材料和中间品占比达51.4%，其中从中国进口的纸纱线及其机织物比重达82.3%。此外，越南从中国进口纺织机械等关键设备的需求快速增长，2015-2022年，中国占越南纺织机械设备进口比重增长19.5个百分点至53.2%。
（二）中长期看，要警惕产业外迁造成产业“空心化”、宏观经济波动和就业风险
1、产业链外迁或带来产业“空心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已发生四轮产业链转移：第一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将产业输出至欧洲大陆和美国；第二轮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中低端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第三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第四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目前，第五轮产业链转移正在发生，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及其他低收入经济体转移。
产业链转移并不必然造成产业“空心化”，但是若不能留住产业链关键环节，或产业流出速度过快，易造成产业“空心化”，且短期难逆转。产业转出国最终发展为两种形态：消费国或中高端制造业强国。美国和英国是典型的消费国，1950-202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16.7个百分点至10.3%，中低端制造业大量被转移至海外，造成严重的产业“空心化”。日本、韩国和德国则通过转出低端产业，实现了向中高价值链的攀升，2023年日本、韩国和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达20.4%、26.5%和20.4%。
产业外迁将加剧我国制造业发展过早过快减速风险，需警惕出现产业“空心化”风险。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18年（2007-2023年）下滑5.9个百分点，日本30年（1994-2023年）下降3.1个百分点，德国17年（2007-2023年）下降2.8个百分点，美国71年（1953-2023年）下降18个百分点。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占比从高点快速回落时，其人均GDP均已超过2万美元，而中国在人均GDP不足3000美元时，就提早进入制造业占比快速下滑阶段。
2、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和稳增长压力上升
新旧动能转换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产业外迁过快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风险。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当新动能还在培养发展期，旧动能过快下行乃至失去旧动能，可能会导致经济的下行压力，从而影响各方预期。房地产和出口长期支持中国经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转型期，如果产业外迁过快，出口增速放缓，稳增长压力可能上升。
3、相关行业的就业压力风险上升
目前部分外迁行业中的部分企业和从业人员受产业外迁冲击较大。受产业外迁影响较大的纺织服装、皮革制鞋、家具、造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数量、营收和利润持续下滑。从企业数量看，截至2023年底，规模以上纺织服装、服饰业企业数量13625家，较2017年峰值减少2200家。从企业营收数据看，纺织服装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重几乎腰斩，从2017年的5.1%下降至2023年的2.6%。从企业利润表现看，2017-2020年，规模以上纺织服装、服饰业和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营业利润连续4年负增长。
受产业迁移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岗位规模缩减。以纺织、鞋、帽制造业为例，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数从2015年的449.5万下降218万至2022年的231.5万，岗位规模几乎腰斩。而2020年以来，出口势头强劲的汽车行业岗位规模快速扩张，截至2022年，从业人员规模达442.8万人，较2020年增长25.4万人。
五、应对：既要积极支持企业出海做大做强，也要未雨绸缪防范风险并积极应对
一是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在“一带一路”的第二个十年，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提升开放能力。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坚定支持和维持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利用外贸合作平台，构建紧密、不可分割的合作关系，增强产业链韧性。近年来，我国倡议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进一步打通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渠道，这一倡议得到了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
二是通过财税政策扶持、简化出海流程、加强企业境外保障等政策，积极支持出海企业做大做强。在财税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力度，便利退税办理流程，精准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做好政、银、企的协同配合，设置海外工程融资担保基金，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在流程办理方面，开辟员工护照办理便捷通道，简化企业出海手续，降低企业出口成本。在境外投资服务保障方面，加强境外投资宏观指导，健全境外投资的法律体系，制定海外投资风险防控化解应急预案等。
三是打造新的比较优势，吸引高质量的外商投资。一方面，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总书记强调“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外企与民企和国企的公平竞争、推动政策环境更加公开透明等。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需求优势。决定外资去向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潜力，我国经济长期向好，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是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四是打通产业链内循环堵点，挖掘产业链升级的内在动力。一方面，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攻关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在政府统筹引导下，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难题。鼓励民营企业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激发民企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发挥区域间的比较优势。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区域间资源禀赋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做好产业梯度转移、“腾笼换鸟”工作，避免同质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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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发于作者微信公号“粤开志恒宏观”。原标题：《如何看待产业外迁与企业出海？——出口系列研究之二》。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